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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兩周年評論】國安法下的公民伏流 — 連結、互信與希望



袁德智
開站師創辦人


兩年前,數以百萬計的香港人走上街頭,屢破歷史記錄。身爲生活在這片土地的香港人,我們一起目睹了香港人團結、無私的一面。素來不理政治的社會大衆,爲了同一訴求上街抗議,扭轉了世人對香港的印象。


不過回顧當日,能否推倒送中條例,公衆其實沒有太大期望。我們心知肚明,如果政府選擇一意孤行,遊行根本不能帶來任何實質效果。究竟當日是甚麼驅使大家一同走上街頭?我認爲關鍵是互信、充權(empowerment)與連結 (bonding)。


縱使香港人現在不能夠亦都不可以正面挑戰政權的底線,但只要我們繼續做好政治連結及政治充權的工作,公民社會自然能形成一股非常龐大的伏流力量,香港民主運動就總會有一線生機。


公民社會的互信與連結


如果要追溯 2019 年 6 月初的遊行規模,就絕對不能忽視 5 月底的中學聯署。中學聯署起初由幾所傳統名校發起,瞬間就擴展至全港。不同階層、年齡的人藉由他們同一母校的身份得以連結。這樣的模式得以打破傳統社運以議題或地區作爲分類的方法,要連結於「社運」集體行動的想象,我們不必身爲環保分子、同志,或熱衷於經營某社區的人。以中學作爲基礎的聯署,不但將受眾面擴展到最闊,聯署名單上一個又一個明確的姓名,讓我們「看見」彼此。而身爲中學同窗的情誼、中學校友的身份認同,能夠串連和激勵在學學生以及畢業多年的校友,讓我們透過「母校」放心信任彼此,鞏固共同的信念和訴求。


對於很多從未參與過集體政治行動的香港人而言,中學聯署首次讓他們感受到「連結」—與社會上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互相呼應。這個連結源自一些社會身份,繼而透過共同經歷建立起互信。所有集體行動的奠基石,正是一種對他人的信心 — 站出來的不止我一個,還有很多跟我有共同信念的人將會與我同行。


互信和連結,體現在個人和個人之間的連繫上;公民社會其實不只是做區、創立組織般地理性和物理性的概念,而是一個非常個人性的概念。你個人身邊的中學、大學甚至工作社交圈子,其實全部都是可以經營並組織的公民社會網絡,這種個人公民社會網絡之所以重要,因為個人連繫的關係,就算如黃之鋒、梁天琦這些著名的政治領袖也許都不及大家在僅屬個人的社交圈有這麼大的動員能力,原因是,只有你才能夠無時無刻、不分地域、跳出公共領域的情況下為身邊社交圈內的友人作政治連結和充權。


經歷了一場浩浩蕩蕩的社會運動後,政權是必然會加強對公民社會的控制,在這段時間,我確信惟有在個人層面上積極建立網絡,才能凝聚公民社會,以情感來動員身邊的人,建立出一般人都能隨時動員的個人公民社會 (personal civil society)。


公民社會頭上的利刃


不過兩年後的今日,香港政治脈絡出現非常大的變化——國安法賦予政府無上權力監控人民。正如麥美娟所言,香港正是一個「警察城市」(police state)。後國安法時代,香港人的政治取態有變嗎?我看不然。當有機會宣洩憤怒,許多人仍然盡量去做;買蘋果、買阿布泰便是一例。既然群眾取態並沒有隨政局改變,那麼,這必然代表公民社會仍然存在嗎?公民社會實質改變了甚麼?


我的觀察有二。


一、目前的群眾動員,大多是出於不滿現狀的條件反射,即是被動的政治行動。的確,公民社會不復過去百花齊放,各政黨、組織及團體兼容並蓄的盛況。即使2019年的政治動員大體上去中心化,在每個行動的分工上,不同團體亦是各司其職。當我們十分強調個體「無大台」的參與,但社會運動不能沒有「台」。這非要是說發號施令、統領群眾的「台」,而是個體與個體之間溝通、互動的平台。現在,言論自由受壓,網上平台受監察,字眼稍為激進也被定義爲「煽動意圖」,自然不能暢所欲言。


二、「群眾鬥群眾」。篤灰的風氣盛行,尤其在政府、官僚體系,親政府人士打壓異己、舉報同僚更不遺餘力。政權所要求的,個人的忠誠,是政治權威在每個人心中的植根和內化。正如哈維爾所言,假如意識形態是一條接通個人和體制之間的橋樑,個人踏上這條橋的瞬間,這個人便成為了體制的一部份。每多一個人受制於權威,便削弱了公民社會的團結和力量。在個人層面,便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當我無法相信我圈子裏的每一個人,當我要懷疑朋友究竟有沒有變節的時候,我們如何能夠放下戒心討論政治?


昔日無大台抗爭,投射出香港人前所未有的動員力,積聚了工會、黃店、地區組織等各種小團體,形成一個分散而有機的民間網絡。但今時今日,互信和連結的基礎,幾乎完全消弭。國安法壓境,我們要如何維繫得來不易的網絡,甚至經營新的社群?


「廚房談話」對抗蘇聯統治


我們或可從蘇聯治下的反抗經驗取得靈感。二十世紀蘇聯治下,共產黨箝制言論自由,四處滿佈KGB眼線,在公開場合和工作場所監察人民一舉一動。公共空間紅線處處,於是乎,私人空間就成爲了談論政治的地方。在政權難以觸及的廚房裏,家人、鄰舍和朋友聚在一起,討論時政,傳閱禁書,讀詩唱歌,慢慢形成一些地下聚會和小團體。從蘇聯人的經驗來看,「廚房談話」既是突破言論禁制的嘗試,也是維繫社群的方法,從而讓反抗延續下去。


若果政權旨意扼殺社會上任何一個發聲空間,那麼「廚房」就成爲言論自由的最後一個窗口。這個「廚房」不一定在家裏餐桌上,它可以在社區,在工作間,或在任何具備足夠互信的自治團體裏面。在政權完全吸納公民社會之前,我們務必努力轉化現存的民間組織、社群和團體,把他們改築成秘密的言論窗口。


每個香港人要找到自己的「廚房」,讓我們得以在噤聲的年代裏,找到言論自由的僅存空間,找到暢所欲言的私人場所,找到互相慰藉的秘密園地。


從運動戰到陣地戰


每個人默默在身邊建立網絡,好像是徒勞無功的事情。但我們必須要將之放到整場運動的路徑上觀看。


自 2019 年掀起連串抗爭,由街頭戰到大罷工、黃圈形成,我們不妨看作爲一場硬碰硬的「運動戰」。國安法下,社會運動步向低潮,人民已經無法抵擋政權的兇猛反撲——抗爭不得不轉化爲持續的「陣地戰」。甚麼是「陣地戰」?那就是借助防禦據點,來重整元氣,同時累積實力的戰略。


若我們把公民社會看成戰場,把公民社會裏每個團體當作一個據點,每個成員看成一個守衛,那麼網絡就是串連起抗爭陣地的戰壕。失去了戰壕,我們就沒法交換情報,沒法在低潮互相守望,沒法繼續維繫抗爭力量。故此,每當政權攻拔一個抗爭據點,香港人就要暗裏發展多幾個據點,培養多幾個守衛,發掘多幾條戰壕,使反抗網絡免於覆滅。


拓展據點,建立網絡,連結起各個秘密的「廚房」,才能爲公民社會注入生命力。


低能見度之下的抗爭網絡


隨着政治人物入獄,新聞界遭整肅,言論自由和公共領域萎縮,政治議程在大眾的視野中隱退。在後國安法時代,公民社會頓時視野不清,低能見度成爲了常態。當每個陣地的人都看不見彼此,搞不清大家在做些甚麼,公民社會就沒法施展力量。


在低能見度的時態,有甚麼方法可以維繫抗爭網絡?


一、我們要擴展言論自由的僅餘空間。哪怕是餐桌上,同儕之間,又或聯誼聚會,我們也要找到安全的空間去討論政治,鼓勵旁人參與政治。


二、我們要經營既有的民間組織。小團體是反抗力量的藏身之所,也是形成抗爭網絡的基本單位。2019年,香港人透過校友會、行業、社區、宗教團體等組織動員起來,展現了結社的力量。2021年,抗爭陣營要繼續佔據各種自治團體,培養公民社會的能量。


三、我們要把握每個建立網絡的機會。公民社會的力量,源自於成員間的共同默契和信任。故此,每個互相支援的着力點,每次能夠締結聯繫的合作,就是凝聚公民社會的契機。

有了秘密的社群,有了強韌的網絡,我們才能應對低能見度的政治氣候。


絕望還是希望的年代?


然而,為何我堅信香港人只要發展出個人公民社會網絡,香港民主運動就仍然存有希望?

在後國安法時代,會不會有一種情況是,每個人都有屬於他的政治聯繫,並完成其政治充權的工作,但這種聯繫卻難以找尋一個適當政治機會和時機下發揮作用?或者這個所謂政治機會根本是不復存在?


我認為,這是香港人如何調整心態來應對後國安法時代的問題。所以接下來,我想花些時間去解釋,我個人覺得香港民主運動尚未完全消亡、並對香港心存希望的原因。


反送中後,為了遏止下一次大型群眾運動的火苗,政權全面撕破香港虛擬自由的面紗。短短兩年間,通過港區國安法、47人初選大搜捕、人大改變選舉制度、在維園悼念六四頓成罪行、七一遊行被禁、象徵新聞自由的蘋果日報被逼停刊。我們失去了這些抗爭傳統、政治習慣,象徵著香港由虛擬自由的階段,正式步入中央全面管治的新時代。大家都說,2021年的香港,是一個相當絕望的時代。


我卻不以為然。


直到今天,即所謂國安法元年,我依然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存有無比希望。因為一座城市是否消亡、一個時代如何被解讀,其實是基於我們以甚麼角度去判斷香港人的生命力。

絕望是想像出來的,但希望也是想像出來的。我不感絕望,是因為我的着眼點,並不在於政權的打壓,而是在於公民社會的堅韌度。


我們感到恐懼,甚至催生出移民潮,原因是,大家都認為在國安法下,政權不會再容許公民社會有任何參與公共事務的政治空間,更遑論有下一次大型群眾運動的出現。國安法的實施,彷彿印證了梁繼平的警告:公民社會將會「一沉百踩」。然而,經歷兩年的跌宕起伏,我認為這種想法低估了香港公民社會的韌性和潛能。


說白一點,就是香港人對自己太沒有自信。


社運高低潮的歷史循環


我們想像絕望,因為大家都將香港民主運動看成為一場零和遊戲,而公民社會只有兩種情況,一是力量強大到爆發出全民運動,否則就是政權的勝利。國安法通過,公民社會看似一沉百踩,但在運動低潮裏,這種思維似乎失效了。我們要想像希望,就必須要相信,香港民主運動其實不是「一和零」,而香港人有義務發掘出公民社會的陣地,並堅守那些政治空間。


社會氣氛低迷,爲何我仍會保持這種信心?


因爲我也經歷過所謂的社運低潮。2017、18年,當時我身為本土派一員,就如同對 2021 年香港般,感到非常絕望。


原因是,政權以剝奪參選及議員資格封殺本土派的議會之路,同時亦以暴動罪封殺香港人街頭抗爭。但我萬萬想不到,當時大家說要韜光養晦,以為再沒有大型群眾運動,對比如今的香港,當時的社會氣氛是更加低落。但在 2019年,香港卻在毫無預警、這種低迷的社運氛圍下爆發了一場全民參與的反送中運動。


但只要你把着眼點放在群眾,經歷過 2019 年,看到有更加多香港人因為運動而出現政治覺醒、發展出黃色經濟圈成功將抗爭融入生活、學會不割蓆不篤灰、泛民本土政治陣營大團結,反送中運動強化了公民社會的群眾基礎。


所以接下來我要問的問題是,如果在2017、18年,公民社會的力量是比現在經歷過2019年的香港弱十倍的前提下,都能夠爆發反送中運動;哪如今因運動而急速進化的公民社會,又怎會再沒有下一次爭取香港民主的全民運動?


歷史自有循環,所謂的循環,就是一切的抗爭高潮都是從社運低潮中爆發出來。


同時,若然我們把歷史拉遠一點看,香港現時每次社會高潮之間的時間距,其實是濃縮得很快的。由 1989 年百萬大遊行到 2003 年的反對 23 條之間差距 14 年,由 2003 年到 2014 年雨傘運動差距 11 年,有 2014 年到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只是差距 5 年。而在每一次高潮爆發之後,公民社會發展得相當蓬勃及多元化,以及懂得隨着政治脈絡自我調整,更何況在2019年,我們的公民社會是迎來一次全面的進化,發掘出多條戰線,具備廣泛的支援網絡。


所以,如果說有了國安法,香港就不會發生另一次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那實在沒甚麼道理。只要看清這個歷史循環,理解社會運動高潮只在一時,社會運動低潮也只在一時的話,就不會陷入絕望。同時,將着眼點放在發展公民社會的適應力,並不只放眼在政權的箝制,我們甚至能夠想像希望。


公民社會不會一沉百踩


開站師之所以創立,其實本意是希望以一種相對保守的政治路線(強調在國安法框架下行動)和最基本的公開政治行動(擺設街站),去進行一次香港社會運動實驗。我們決定冒着國安風險,以十年作賭注,被大眾看見政治的同時,在後國安法時代下摸索香港公民社會的反抗形態,去打開一個相對安全及較低參與門檻的公開政治空間,讓本來感到恐懼的香港人都能夠參與其中,重歸公民社會。


只要我們能夠確立並保存這個空間,同時繼續去為屬於個人的公民社會充權,發展組織網路,當我們每一個人的個人公民社會網絡都整合起來, 二百萬的香港人都有為其身邊的社交圈子作政治充權,再共同進入上述的政治空間,這種民主運動的力量其實是非常龐大,我們對於香港的希望就不全是憑空想像而來,而是非常的。


為什麼我們會說這是絕望的年代,同樣也是希望的年代嗎?


原因是,如果我們僅看政權對社會的控制,這當然會是絕望的年代,但若然我們繼承反送中運動中蘊藏的公民力量,並觀察公民社會的潛能、以及發展個人公民社會,就會是充滿希望的年代。


如果每一個同路人都不願因恐懼「退場」,留在這賽場上繼續堅守陣地,這場「波」就沒有完的一日,亦沒有永遠的劣勢。


關鍵是在於,究竟你要想像希望,還是想像絕望?你會賦予身邊的人希望還是絕望?

我深信,即使香港公民社會沉了,也絕對不會一沉百踩。


前提是,接下來的日子,要有足夠多的香港人能發展出僅屬個人的公民社會網絡,在餐桌上不願噤聲,保持這種政治意識,這股在國安法下的本土伏流,總有一天,就能化為衝破黑暗的民主海嘯,一往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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